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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新时期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无论是工业制造产业还是第三服务产业都呈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但不能否认的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规模虽然庞大但是实力不强,在供给方面拥有稳定且宏大的供应规模,但总的来说其供给质量与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从生产环节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实现供给能够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以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为核心目标

        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产品方面,制造业要不断提高产品的供给质量,满足消费需求。要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质量,挖掘产品的内在价值,这就需要制造商有创新精神及其工匠精神。制造商不能只满足于原有的制造模式,要勇于创新,不断更新制造方法和制造工艺,在产品的形式和内容方面不断更新以满足消费需求;制造商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要具有工匠精神,这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信誉的利剑;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专注制造业发展的企业家和一大批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工艺、改进产品质量的现代产业工人,是制造业供给质量的保证。在企业层面,要不断提高企业的素质和质量,提高企业活力。企业在质不在量,要对无作为企业进行处理,降低制造业的经营成本,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企业创新,致力于打造一流企业,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简政放权,让企业和市场更多的发展空间,减少政府干预。出台一系列有利于促进企业不断创新,优化内部结构的制度政策,引领企业创新行为,为企业创新提供动力。

        2.以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为关键任务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大变革,如蒸汽机的发明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蒸汽成为了能够替代人工的动力,较之前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节省了人力;内燃机的发明和电力的营运将人类带入了电气时代,满足了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为生产提供了更强的动力支持;以互联网为主导的信息技术和发展,使人类并不止步于简单机械,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给人类生产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随着全球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产业结构需要根据发展环境进行变革以满足时代要求,适应时代发展,才能持续存在,否则必将淘汰。产业融合体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是制造业服务化或者是服务型制造的发展,当前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高端化程度不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较大,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占比不够高,服务业中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呈现出以偏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为主的增长趋势,造成整体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持不够;而制造业与服务业结合尤其是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结合也不够,也就是服务型制造发展不够。转变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良性的互助关系,融合发展。在调整工业和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同时,还要关注产业运营的状况,着眼于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收益情况,努力营造工业和服务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竞争环境,为企业提供健康的发展环境。目前我国服务业呈现出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为主,技术密集型产业较少,服务产业仍处于低端水平,而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联系不够,没有找到适合双方发展的模式体系,未建立起长效发展的合作模式。

        3.在“虚实分离”的经济发展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上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在多数研究者持有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意义这一观点的情况下,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与之相反的看法成为多数人一致认同的观点,金融活动表面看似在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其实是在实体经济中获得利益。要想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最重要的还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缩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收益差额,增强实体经济在与虚拟经济竞争中吸收金融力量的实力,使实体经济具有自身吸引力。从金融业看,这些年金融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金融创新方面,但其创新与实体经济创新不同,金融创新是变更现有的金融体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在盈利动机的推动下,持续不断的发展。同时,金融市场存在结构不合理、企业融资结构不合理、金融工具品种单一、金融产品发展不规范等问题。这种背景下实现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绝非易事。但金融风险是表征,其根源还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因此,必须转变风险防控的思路和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向关注系统性经济风险转变,特别是要针对货币供给总量调控、实体经济高杠杆、地方政府高债务和“僵尸企业”等系统性经济风险点多策并举、全面防控。

        参考文献:

        [1]张晓明.资产荒及现金荒现象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中国商论,2018(26):168-169.

        [2]朱太辉.中国实体经济债务:演变、风险与治理[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8(04):71-81.

        [3]王谦,董艳玲.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05):77-94.

        作者:刘奕 单位:辽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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